很多人一听“宋朝”股指配资股市有哪些，脑子里就蹦出“弱宋”、“积贫积弱”这些词儿，好像它就是一个总在挨打、天天赔款的朝代。
但是，很多海内外的历史学家，特别是西方学者，都对宋朝评价极高，甚至认为它是中国的“文艺复兴”和“近代化的开端”。
他们觉得，那个时候的中国，在很多方面已经触摸到了现代化的门槛，比欧洲早了整整几百年。
一场提前到来的“商业革命”
要说宋朝的现代化特征，最直观、最震撼的，就是它的经济。说实话，把它放在一堆古代王朝里，简直像个“穿越者”。
那时候的欧洲，大部分地方还在搞封闭落后的庄园经济，被历史学家称为“黑暗的中世纪”。可同一时期的宋朝，已经玩起了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东西，市场经济。
宋朝的商业氛围有多浓厚？这么说吧，以前的朝代，比如唐朝，商业活动是有严格限制的，城市里有“坊”和“市”的区别，晚上还要宵禁，到点就得关门回家。
展开剩余89%可到了宋朝，这些规矩基本都被打破了，店铺可以沿街开设，夜市通宵达旦，灯火辉煌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《清明上河图》里那幅热闹的景象，那可不是艺术夸张，而是当时开封城真实的日常。
这种商业的繁荣，直接催生了惊人的城市化水平。根据一些学者的估算，北宋时期的城市人口比例已经达到了20%左右，南宋更高，达到了22.4%。这是个什么概念呢？工业革命后的英国，在1800年左右城市化率才达到这个水平。
也就是说，宋朝的城市化进程，比欧洲早了五六百年。像当时的首都开封和后来的临安，都是人口超过百万的国际大都市，这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。
商业搞得这么红火，交易量一大，总不能天天扛着成千上万的铜钱到处跑吧？于是，一项伟大的金融创新就应运而生了，世界上最早的纸币“交子”在宋代的四川地区出现。
宋朝还有一套非常成熟的海外贸易管理体系。当时，政府在广州、泉州等重要港口设立了专门管理外贸的机构，叫做“市舶司”。这个机构有点像我们今天的海关，负责收税、管理外商，并且制定了详细的法律来规范贸易活动。
宋朝的商船，凭借着先进的航海技术，东到日本、高丽，西到阿拉伯半岛甚至非洲东海岸，贸易网络遍布大半个世界。陶瓷、丝绸、茶叶源源不断地出口，换回了大量的香料、珠宝和财富。当时，仅市舶司带来的关税收入，就成了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。
很多学者将宋朝的这种经济形态称为一场“商业革命”。
土地可以自由买卖，社会阶层流动性增强，人们的思想也变得更加开放和务实。虽然学术界对于宋朝是否已经产生“资本主义萌芽”还有争议。
“四大发明”
如果说经济上的繁荣只是宋朝现代化的一张“脸”，那么科技上的成就，就是它真正的“硬核”实力。
我们今天总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，这句话放在宋朝，同样适用。
那个时代，中国的科技发展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期，其中有三项关键技术，正是在宋朝走向成熟并大规模应用的。
在北宋庆历年间，一个叫毕昇的普通工匠，发明了用胶泥制作活字的印刷方法。这件事被当时的科学家沈括详细地记录在了他的著作《梦溪笔谈》里。
虽然因为汉字数量庞大，活字印刷在当时没有完全取代雕版印刷，但它的发明，使得知识的复制成本大大降低，传播速度大大加快。
书籍不再是少数贵族的专属品，普通人也有了更多接触知识的机会。这对于文化的普及和教育的发展，意义是革命性的。要知道，欧洲的古腾堡要到400多年后才发明铅活字印刷术。
接着是火药的广泛应用。火药的配方虽然在唐朝末年就已经出现，但真正把它从烟花炮竹变成战场上致命武器的，是宋朝人。
宋朝政府设立了专门的机构来研发和生产火药武器，什么火炮、火枪、火箭、地雷，各种脑洞大开的设计层出不穷。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，这些火器虽然没能完全扭转战局，但确实改变了战争的形态，开启了人类的热兵器时代。
指南针的原理，中国人很早就知道了，但把它真正变成可靠的导航工具，并广泛用于航海，也是在宋朝。
北宋末年，就已经有文献记载中国的海船在茫茫大海上依靠指南针来辨别方向。到了南宋，指南针已经成为远洋海船的标准配置。
这个小小的指针，让人类第一次摆脱了对陆地和星辰的依赖，可以真正地进行全天候远洋航行。
这三项关键技术的成熟和应用，绝非偶然。
一个“把权力关进笼子”的社会
一个社会是否“现代”，不仅要看经济和科技这些硬指标，更要看它的政治制度和人文关怀这些“软实力”。
而宋朝在这些方面，同样展现出了惊人的前瞻性。它构建了一套在当时看来非常先进的治理体系，并且对普通民众的关怀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宋朝的政治体制，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困扰中国几千年的皇权过度集中的问题。宋太祖赵匡胤吸取了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教训，极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，但与此同时，他也设计了一套相当精妙的权力制衡机制。
比如，宰相的权力被一分为三，由“二府”（中书门下和枢密院）和“三司”（盐铁、度支、户部）分别掌管行政、军事和财政，互相牵制。这种分权模式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权臣独揽大权。
宋朝建立了一套独立的监察系统，也就是“台谏”制度。御史台和谏官的地位非常高，他们可以直接批评皇帝的决策和行为，而且有“风闻言事”的特权，就是说听到传闻就可以弹劾官员，不需要确凿证据。宋朝的皇帝也大多能以宽容的态度对待这些“喷子”，立下了“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”的祖训。
这在整个中国帝制时代，都是非常罕见的。可以说，宋朝在制度上，已经开始了“把权力关进笼子”的尝试，这与现代法治精神的核心理念不谋而合。
宋朝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的立国理念，是通过极度完善和公平的科举制度，大量出身平民的读书人得以进入政府高层。
这打破了魏晋以来门阀士族的垄断，极大地促进了社会流动，形成了一个专业化的文官政府。
这种“重文轻武”的国策，虽然在军事上带来了一些问题，但也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思想最自由、文化最繁荣的时代之一。
除了先进的政治理念，宋朝的社会福利也做得相当出色。
当时，政府已经建立起了一套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障体系。比如，朝廷设立了“居养院”，专门收容那些无人奉养的孤寡老人；设立了“安济坊”，为穷人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；还有“漏泽园”，也就是官办的公共墓地，让客死他乡或者无力安葬的穷人也能入土为安。
一颗璀璨明星的陨落
既然宋朝在经济、科技、社会制度上都如此先进，几乎就是现代化的“准考生”，那它为什么最后还是亡了呢？而且还是先后两次，被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所灭。这似乎成了“宋朝现代化”这个说法最大的一个悖论。
宋朝的制度设计虽然精妙，但也带来了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。
最突出的就是“三冗”问题，也就是冗官、冗兵、冗费。为了防止权力集中，官僚体系设计得过于复杂，导致官员数量庞大，行政效率低下，财政负担沉重。
同时，为了“守内虚外”，防止武将叛乱，宋朝养了大量战斗力并不强的禁军，军费开支巨大。这些都极大地消耗了国力。
而“重文轻武”的国策，更是一把双刃剑。它成就了宋朝辉煌的文化，但也导致了整个社会尚武精神的缺失，武将地位低下，军队的战斗意志和实战能力都存在严重问题。
面对北方草原上那些全民皆兵、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，宋朝在军事上始终处于守势，显得力不从心。
然而，如果把宋朝的灭亡完全归咎于这些内部问题，也是不公平的。我们必须看到，宋朝所面对的外部敌人，是空前强大的。
无论是前期的辽、金，还是后来的蒙古，都不是汉唐时期那些松散的部落联盟。它们已经建立起了高效的封建政权，拥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和恐怖的军事动员力。
尤其是蒙古的崛起，这可以说是13世纪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场“海啸”。由成吉思汗统一的蒙古部落，形成了一股摧枯拉朽的军事力量，其铁蹄席卷了整个欧亚大陆。
从东欧的平原到中东的古城，无数强大的国家和文明都在这股力量面前灰飞烟灭。南宋能够与这支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军队，在山川河流间顽强抵抗长达半个世纪之久，本身已经是一个奇迹了。
所以，宋朝的灭亡，并非因为它不够“先进”，反而是它的文明过于成熟和精致，就像一个富裕而文雅的“技术宅”，遇到了一个身强力壮、不讲道理的“野蛮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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